第一个创办中关村企业的人
2019-07-10 17: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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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树堂 

风雨砥砺不忘初心,春华秋实继往开来。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70周年之际,奉上中关村第一代科技创业者的故事,拳拳爱国,不计一己之功,不畏艰难之途,一直探索前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王洪德,中科院计算所的高级工程师,中关村第一批科技创业者的领军人物之一,中关村第一家正式注册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镌刻在中关村的历史之上,与名震全国的“两通两海”之京海,一起成为永恒。

所有并非偶然的事件,往往互为因果。经历无数苦难,他说:“人只要活着,就要经 历苦难,所有的苦难都是财富。”他是中关村第一代科技创业者中特立独行、个性鲜明、冲锋陷阵的战士;他是一个企业家,当然必须加上一个定语:中关村。他,第一个辞去中科院公职,走出象牙塔;他,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正式工商注册的民营科技企业;他,创办第一个从零起步的企业,曾做到北京市十强、全国百强;他,荣誉一身,却永远心系国家。

“我是第一个辞去公职、穿着‘背心裤衩’净身走出大院,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正式工商注册的民营科技企业。”

坚定“五走”破樊篱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洪德以支持知青社从事技术服务,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由此王洪德也成为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的典型范例。王洪德利用机房设计工作解决了计算所知青社300个知青的就业问题,在解决当时沉重社会包祇的同时,验证了大型机房技术的应用前景。但是,“知青社干了一年查了一年半。中科院纪委和海淀工商一次次找我谈话,就像审犯人似的。纪检人员找我谈话要我交代经济犯罪的事实,让我写检查;海淀工商局的人找我,说我非法经营、无照经营。”

  王洪德为知青社做了很多事情,自己一分钱顾问费都不曾收过,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做的这些新产品设计是国家稀缺的,我们自己不设计、生产就只能买国外的。国家没有的,我搞出来了,又解决了知青就业问题,我何罪之有?”但在当时那个“宁要草,不要苗”的年代,王洪德的这番辩白根本得不到响应和支持。在压抑艰难行进了22年之后,王洪德才刚刚体会到科学技术春天的气息,却因支持知青社而被调查又将他推向了苦郁的境地。

  终于,在一次科学院纪委会议上,计算所纪委书记孙浩愤愤不平拍案而起,“国家没有的,王洪德设计并组织生产出来了,他废寝忘食,业余时间加班加点,一分钱没拿,他有什么错?孙浩这一拍桌子,这次没完没了的查账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但是,王洪德的报国梦,第一次另辟了新的目标:在社会计算机房技术设计领域,王洪德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位置;然而在当时,尽管身处科学的圣殿里,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支持知青社及查账事件带给王洪德的是无奈及深刻反思。他开始思考何以能冲破体制禁锢,求索一种更好的技术报国的路径,萌生出离开中科院的念头。

  1980年夏天,王洪德作为天津电工专用设备厂的顾问,提议厂方邀请意大利机房专用设备公司总经理罗西博士到天津,目的是引进技术,合作设计生产计算机机房、地板、下气流空调等设备。原本是一次技术交流,可罗西博士的一句话却点醒了彷徨中的王洪德,“希洛斯公司由3个人创办,靠350美元起家,17年后已经发展成为国际计算机机房产业的大公司了。”如果说知青社查账事件使王洪德萌生退意,这个现实案例则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科学院是科学殿堂。任何人要从科学院出来,都会面临痛苦的抉择。我当时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而且处在积久的压抑、遭欺,不被重用,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状态下。当时,全国计算机应用的大潮已经涌起。全国这么多厂家,各省市的计算中心、经委,全国的远洋系统、铁路系统都需要大型机房技术。但是,在中科院我要独立自主地干,无端的检查使你受不了;不干,与我心愿相违,我觉得机房技术大有用试之地!”因为解决知青就业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王洪德引起海淀区街道联社主任重视,“王工是个人才,如果科学院不用我们用。”这句话坚定了王洪德别开门路创业的信念。

  王洪德向本单位提出借调到海淀区联社去解决知青就业问题,遭到了所长的拒绝。煎熬着,百思不得其解。终于王洪德痛定思痛,连夜赶出辞职报告,坚决离开中科院,“……经过了长期的思考,我已定下‘五走’决心,要求所领导批准我离开计算所。如果所领导能考虑我在计算所26年默默地埋头努力工作,能给我一个宽容的出路:首先我要求保留计算所的职务,允许把我借调到海淀区联社工作;借调不行,希望能被聘请;聘请不行,希望把我调离计算所;调走不批,我就辞职;如果领导对我辞职都不准……我就只有被开除而离开计算所了。”“借调、聘请、调离、辞职、开除”,王洪德的“五走”堪称是中关村创业历史上不可不书的经典之笔。

  一周之后,所长批准王洪德调离到海淀区联社工作,说:“王洪德,你可以走了,但有个条件,你要带50个知青。另外,我可以借你几个人,每个人每月你要给260元工资。”所长说完这番话后,王洪德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王洪德给所长深深鞠了一躬。坚冰被打破了,樊笼被冲破了,“我觉得我走出科学院,是经过了历史的阵痛,那么曲折、那么痛苦,最后是那么高兴地离开科学院。”

  1982年12月22日,46岁的王洪德带走7名工程师,在海淀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正式工商注册的民营科技企业——北京市京海计算机开发公司。王洪德选择了一条和陈春先不同的路径来探索改革,如果说陈春先是个思想播火者,那么王洪德则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我是第一个辞去公职,穿着‘背心裤衩’净身出屋的。”王洪德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当时从科研院所、高校里走出的研究人员,大都是保留公职或停薪留职“下海”的。唯独王洪德最早彻底放下了中科院的光环走向社会,1982年3月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中南海接见王洪德时指出,他是真正从零起家,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创办企业。

  彭树堂回忆说:“王洪德提出‘五走’,给人一种震撼,因为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中国科学院是科学的圣殿,科技人员要走出来要丢掉铁饭碗,那谁又愿意啊!但王洪德选择了这一步,这基于他要彻底探索一条路,来源于他的勇气和胆识。”

“我当企业家很质朴,为企业呐喊,为社会服务。”

豪气干云勇创业

  “京海当时刚成立,在白石桥那里借北京图书馆的待征土地,盖了几间平房,刚开始的时候连椅子都没有。”这是四通创始人之一王缉志在《两通两海当年勇》一文中提到的场景。

  京海公司成立后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北京大学豪尼维尔计算机系统改造工程。这一工程在京海成立之前就开始招标,当时国有设计单位竞相招标,北京大学工程负责人却说:“我们不看什么牌子,就交给京海王工,他在计算所工作这么多年,是机房设计专家,我们相信他。当时公司刚刚成立,没有资金,王洪德就向知青社借了1万元。4天后,他就用这项工程的设计预付款还清了知青社的借款。这一工程,京海赚了19万元,这是京海的“第一桶金”。回忆起最初的资金积累,王洪德坦荡地说:“我的第一桶金,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而这也正是他磊落一生的一个小小的注解。

  从京海创业故事中可以看出,在中关村创业,无论你是受何种思想的驱动,无论釆取什么方式,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过硬的技术和周到的服务,而且,这项技术必须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服务必须是真诚的。王洪德多年艰难隐忍,一旦创业能够顺利开局,依托的正是其过硬的技术水平、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和用户至上的服务。

  “我记得给北京军区机房设计的时候,每天图纸设计做到半夜两三点,后来军区领导赞扬说,京海这些人做图为什么这么好,这么快?他们不睡觉!我们每天的劳动强度都很大,当时我们大家就靠着一股做事业的劲头硬拼。”在做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统工程的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在室外冷却系统安装的时候,施工工人发现北京大学主楼外面有一个泥潭。泥潭很深,基础无法落实,王洪德当时就急了,纵身跳下去排除,导致爆发性耳聋,什么都听不见了。作为系统总设计师,王洪德不能倒下,否则不但会为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京海公司的开局之战也将会毁于一役,“我连夜组织对地基进行抢救,为治理泥潭我们用了几十吨水泥和沙石,把泥潭填好以后再装系统。就是这样,我们夜以继日地干,终于打响了第一炮。”

  紧接着,京海又接到福州的一个机房项目。由于工期紧,洪德一行3人挤上火车,不但没有座位,就连站的地方都很局促,“就像金鸡独立一样,只能一只脚着地,就得这么挺着。到了晚上睡觉时,大家就找张报纸铺在座位底下,把脑袋伸在外面,过来过去的人经常会踢着脑袋。就这样,我们赶过去还要连夜做标、作图、出预算、跟甲方接触。连续3天下来人困马乏,终于把这个项目拿了下来。”

  时隔不久,广东远洋公司计算机机房系统因为质量上存在问题让王洪德为京海员工上了有关质量和信誉的第一堂现实课程。当时京海所做的机房系统出现质量问题,王洪德当机立断,“该返工的返工、该重调的重调、设备该重新订货的重新订货。”王洪德表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胸襟,要做好企业,品牌和信誉是关键。这次工程设计虽然延迟一个月交付、项目还赔了几万元,但是对于京海来说,却换来了重视质量,周到服务的口碑,京海在机房业界声名大振。

  成功的喜悦与创业的艰难相伴相随。当时王洪德的住房条件很差,王洪德一家三代6口人挤在两间简易楼房里。王洪德说:“一间8平方米,一间12平方米,当时我家6口人,白天搞设计,晚上干部们就到我这个12加8的房子里来了,老父亲和我太太领着4个孩子在8平方米的小屋,孩子学习都没有地方。王洪德的女儿王小红回忆起这段日子说:“家庭就没有正常生活,每天父亲都要工作到一两点钟,弄得家里人都睡不好觉,本来母亲身体就不好。”

  在那个年代,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当时体制的冲突,这是那个时代创业者所遭遇的共性问题。彭树堂表示,“当时知识分子创办企业是个怪胎,被看做是破坏科研秩序的。刚刚创业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该如何做企业,仅仅为了做事,不大懂得企业操作规范,因此,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和隐患。”

  1985年,中央办公厅清查京海等公司,京海当时的罪名是“搞机房漫天要价,工资分配超标,大搞投机倒把”。当时王洪德正要去日本谈合作,临行前,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找到他说明了大致情况,让他先出差,一切回来再说。这是京海第二次被审查,而且大有来头,惊动了最高中央领导。

  理不辨不明,事不查难清。经历一年多的“清查”,1986年,京海不但经受住了中纪委的检查,而且王洪德从市政府捧回一个奖状,上面写着:“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房开发公司,在1985年税收、财务、物价、外纪大检查工作中认真负责,成绩显著,特此表彰。”

王洪德说,那个时期他经历过区里大大小小6次检查,但是最后都过来了。相比其他创业企业,除了遭遇那个时代的共性问题之外,京海没有任何背景,所以,创业之路就更为艰难。这种检查京海经历了6次,并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最紧张的一次,有7个检查组26个人同时进驻京海。”王洪德对于这些问题始终淡定,“我国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哪个不是经历了重重苦难,哪个不是在被人误解和指责下走过来的呢!”无论怎样的困难,都不能阻挡王洪德前进的步伐。京海的创业发展很快得到了社会和各级领导的重视。1983年,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到京海视察,此后李锡铭又先后4次到京海调研,在京海的危难时刻,李锡铭也曾力挺京海。当时,北京市市委副书记贾春旺、北京市科委主任陆宇澄、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陈绳武、海淀区区委书记张福森、试验区主任胡昭广等领导,对京海的发展都给予了很多支持。王洪德始终记得这些领导对于京海发展的关怀和支持。回忆起创业史王洪德一再强调,“中关村的成功,有赖于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以及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注;有赖于那些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理论家、实践家们;最重要的是,有赖于第一代创业者群体的集群效应。”在交谈中,王洪德一再强调京海的成功,所有第一代创业者的成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如果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不可能成就中关村第一批创业群体,也不可能出现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延续中关村创业传奇。这一观点映射着这位企业家人性的光辉。

  1987年2月1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一辈科学家万里、方毅、严济慈、张劲夫、宋健、钱学森等在中南海接见了王洪德、陈庆振、金燕静等企业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你们是能人、‘千里马’,这样的‘千里马’有的是,但是关在(马厩’里,必须搞改革。你们经过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陈绳武说,经过千锤百炼可能会炼出真金来;‘千里马’经过千锤百炼,就能够腾飞了。”稍后,宋健同志专门致函王洪德寄语京海:“全国科技界都为‘京海’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鼓舞。衷心祝愿集团公司的全体同志在90年代取得更大的成就。只有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推向世界市场前沿,中国的振兴才有希望,‘京海’应坚定发挥先驱者的作用,矢志不移,奋勇向前。这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真实的贡献,其意义在九十年代将日益为全国人民所理解,所敬佩”。这些语重心长的寄托,直到今天,王洪德依然都清楚地铭记着。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召开期间,王洪德作为全国劳模在中南海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京海公司的发展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京海人立足实业、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和赞扬。

  京海公司创办一年,就实现产值800万元.....,到1999年,京海年产值达到9.2亿元。1995年,京海集团入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经济二十强”,1997年入围“全国高新技术百强企业”。作为一个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王洪德更是载誉一身:1985年成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6年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1987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1989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获得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称号,1995年入选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2000年获得中国民营科技创业英才称号和海峡两岸三地“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成就奖,2001年获得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开拓奖……并且,2000-2007年多次荣获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金奖。

  1999年9月9日,凝结着王洪德创业20年心血的京海广源大厦建成。这个时期正是大学生毕业择业创业的高潮。2000年12月28日,京海成立了北京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北京赛车,王洪德提出“9+1=1”的孵化理念:即使10个项目中有9个失败,仅有1个项目孵化成功,而成功的这个孵化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也许会大于9的集合。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王洪德将孵化器作为一项新的产业来做。《科技日报》在2000年12月20日头版头条位置作了新闻报道,并评论此举为“可贵的探索”。3个月后,孵化企业就达到49家,广源大厦被北京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新的探索又一次体现了王洪德作为一个企业家与国家脉搏的紧密相连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所谓坚持,就是当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所有的苦难都是财富,没有当初的那些苦难,就没有我后来的坚定意志。”

 千锤百炼始见金

2010年11月,王洪德回到北京在京海医药公司开会的时候说:“药厂有7种国药准字,这是金字招牌,却做得不理想。大家要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要相信我们一定能过得去,贵在坚持。即使你认为坚持不住的时候,也还要再坚持一下,否则中途就可能失去制胜的机会。”

  1975年9月6日,王洪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的人生只有苦难
  人因为苦难而抗争而活着
  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误解和歪曲
  我都爱着我的国家”

  “我工作的头22年在屈辱和不得志中郁郁寡欢;创办企业之后,无数检查使人身心俱疲;企业发展过程中,两次内部政变差点结束了京海公司的寿命……。我的经历就像一部戏剧一样,很多苦难,很多冲突,但是,所有的困难都是一种财富,没有当初的那些苦难,就没有我后来的坚定意志。”听了这番话,我才开始明白王洪德为何说自己在苦难面前是真英雄。王小红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父亲有很大的承受能力,任何艰难他都能走出来。”

  在中关村很多企业都因为内部产权不清而发生裂变,分道扬镳甚至衰败。1988年和1997年,王洪德遭遇两次大“地震”。

  1987年,王洪德3次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进入中-南-海,当年,京海的总收入已突破亿元大关,1988年,对于京海来说,将是乘势大发展的一年。然而,这年春天的一天,王洪德去香港出差在机场候机时,听说公司新进的一批1600多万元的IBM电脑都是假货。在他从香港回来的当天,就被公司3位副总裁、一位党支部书记和3名中层干部围堵,要求其“让贤”,交出实权。他们甚至罗织了王洪德的十大罪状,胁迫其让位,否则就上告纪委。由于初创的公司没有资金投入、没有现代公司架构和制度,因此这场持续了11个小时的对话,最后以王洪德出资30万元给“政变者”另立门户作结。

  然而没多久,另立门户的这些人和京海内部员工仍有勾结,他们偷走了京海库房价值60万元的货物。虽然王洪德掌握到足够的证据,却因为对方盘根错节的关系而无法申冤。1600万元的假货、30万元的清理门户费、60万元的货物,无法无天的事情如何才能终结?王洪德从来没有想过创业6年就遇到如此沟沟坎坎。他向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求助,张福森建议向市委反映。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得知情况后发话:第一,京海的领导人反映京海的事情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第二,京海是改革大潮中涌现的新型企业,政府要保护;第三,犯案人的证据确凿,可以依法抓捕。“我听了这些话,眼泪一下子掉下来。1989年元月5日我和公司另一位领导走出北京市委大门,天空中飘着漫天雪花,我们两个人相对而视,忍不住痛哭。”京海的1988年是在内乱中度过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达到5000万元,元气大伤。

  王洪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样的故事,9年后再度上演。而且这一次来得更加猛烈。

  1997年京海公司一位髙管贪污,被王洪德发现。对方先发制人,企图篡权。“那天是我很痛苦的一天。大概有七八个人,都是京海的上层领导,而且算得上是我的嫡系、亲信和朋友。他们造我反,指控我有经济问题,领导不力,指控我在社会上和企业内都没有好影响,再度逼迫我让贤。我当时流泪了,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看着他们入党、提干,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个人,一家7口的北京市户口都是我帮助解决的,他们怎么能造我反呢?我很不理解,更感到痛苦。”此时王洪德已经61岁了,他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老了?是不是真的错了?那一晚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京海15年来的发展历历在目,“我为了京海放弃公职,为了京海忽略家庭,为了京海重用人才,我是京海的创始人,京海需要我。”王洪德越想越清楚,也更加坚定。王洪德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第二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站在那些对手面前,他义正辞严,“你们看看,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京海创始人、董事长、法人代表,上级党组织任命的党委书记,谁也无权撤我的职!”

  1997年8月6日,那位贪污的高管因经济犯罪被海淀区检察院正式批捕,一伙人的经济犯罪问题被揭露出来,京海震荡了4个月之久的一场“政变”闹剧终于结束了。由此,王洪德也开始认真检讨人情治理企业的弊端。此时的中关村,许多企业都笼罩在“集体”民营科技企业产权不明晰、权责不分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之下。家族企业的制约,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碰撞,使得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普遍经历了下海之后的又一次制度转型的阵痛。

  如此多的灾难和挫折,你难道就不曾灰心和放弃?面对这个问题,王洪德淡然一笑,“当你走过雪山的时候,沐浴在阳光下,肯定享受的是阳光温馨,而不是阴霾,你会汲取过程的艰辛及其启迪。当京海遭受重大劫难,每次战胜之后,我感受到的都是成功和喜悦。

  “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看大局,看国家发展,不会过于强调个人。”

木棉红花爱国情

  至今,王洪德仍然保留着一张图纸,那是1966年他在“牛棚”里画的一张大型计算机电力空调系统的设计总图。当时,屋里是一张桌子一张图纸,门外是两个红卫兵,王洪德的心里有无数的委屈、不得志,却最终被事业心战胜,“今天拿着这张图纸,我都无法想象,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我为什么还能画出那么细致的设计图。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

  2002年12月22日,在京海创立20周年之际,王洪德宣布退居二线,京海集团总裁的位置交给了年轻人,王洪德打拼20年之后变成了董事长。然而此时,王洪德却无法停下脚步去颐养天年,他始终心忧国家,始终有着尝试探索、行动的实干家能力和精神,“人活着就要工作,人活着就要面对困难、经历苦难”。68岁的王洪德把他的转捩点选择在粤东地区的惠州开始第二次创业。这是他又一次从零起步的创业,所面对的经济环境和国家大势与2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报国、福祉民生的精神传承,使他再次踏上艰难的创业征程。,刚到惠州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房子是租来的,年近古稀的王洪德趴在地上画图。然而困难越大,他的信念就越坚定。创业之初很艰难,企业王洪德发不出工资。王洪德认为难自己也不能薄待员工,尽管妻子正在患重病透析,急需医资,但王洪德却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拿走了50万元,3天就把钱发完了。资金缺口仍然没有填满。也许很多人此时就放弃了,何必让家人跟着一起吃苦受罪,但是,王洪德说:“困难再大不能难为员工。”他从深圳又借了20万元。这一次,事业终于出现转机。回忆起第二次创业,王洪德不无感慨地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困难面前必须坚定不移,这是成功的关键。”

  当今时代,市场经济大潮铺天盖地,一些人讲功利,更多的人锱珠必较既得利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今天一些从事创业活动的人们,首先想到如何赚钱盈利也在情理之中。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大容易理解王洪德这一代人的爱国之情。然而,正是这种情怀,使王洪德直面苦难并获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一套十几万元的西服,成本最多也就几千元,其他都是虚拟的部分,那是有钱人的消费方式;老百姓是要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在为生存而抗争。”二次创业时,王洪德将目光投向了为基础需求、为大众需求服务。现在,王洪德身边的朋友都被他灌输了一个观念,到惠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城,200元就能解决全套穿着。

  1992年,惠州陆洲小商品批发城投资发展北京赛车正式挂牌成立,当时是王洪德、段永基、陈庆振等中关村科技企业家,希望将中关村发展模式复制到南方,致力于利用地缘优势进行高科技产业技术推广和产品开发。2003年,王洪德着手对公司进行改制后,经过翔实调研和系统论证后,惠州陆洲小商品批发城投资发展北京赛车决定独家投资开发,从此享誉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城市场落户惠州。

  2005年12月,惠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开业。直到此刻,还有很多人怀疑,义乌就是义乌,.这种模式怎么可能被复制到惠州这个仅有300多万人口的城市?但是王洪德认为,义乌模式的成功在于其就地生产、就地解决的“链条经济”。义乌是城市市场,也可以说是市场城市,是面向全国甚至世界的大物流,为什么不可以变通成为面对区域城市需求的小商品市场?“纵然亿万富豪在北京超过1万人,但是,全北京还有1800万的大众消费群体呢?一个城市500万人口,1人消费10元,就能产生5000万元的营业额。”王洪德认为,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需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他更看到,如今,中国经济发展解决就业是最大的问题,也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忧国家之所忧,想百姓之所想,惠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开业之后,迅速演绎成为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专业小商品经营的商业传奇。仅仅3年时间,其以销售总额累计超过60亿元人民币的不俗业绩,解决了两万人的就业问题,成长为华南地区小商品行业当之无愧的航母,和粤东地区商业业态无可争议的龙头。如今,王洪德变通引进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惠州获得成功,由此他也走出一条义乌管理、义乌商品、义乌价格的“陆洲模式”。

  2009年2月,早春轻寒,细雨如酥。科技部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科技日报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改革开放30年暨中国民营科技创新发展表彰大会。大会表彰了柳传志、任正非、刘永好、张瑞敏、郭广昌、史玉柱、尹明善、段永基、王洪德等十大功勋企业家。当大会主持人读到王洪德名字时,在主席台就坐的王洪德眼睛湿润了。大会对王洪德的颁奖词是“他从黑土地走来,他从科学圣殿中关村走来,他从南海之滨走来。半个世纪的创业风雨激荡着他那颗拳拳回报社会的心旌。伴随改革开放大潮,他走过了30年的风雨路;他最早在中关村扬起科技企业创业之帆,却决不自诩‘第一人’;在他68岁华诞之际,又一次以中关村的创业理念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建起了粤东最大的小商品城,也托起了明天的希望!‘失败了为改革铺路,成功了为改革增辉’是他人生的格言。他济公好义,侠胆忠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生虽古稀,创业未有穷期。他就是京海集团董事长陆洲高科技企业集团董事长王洪德。”

  此时王洪德心潮澎湃,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一时什么也想不出。雄关漫道,30年风雨创业。从1979年带领中关村300名返城知识青年探索创业,到2009年在南海之滨惠州开辟新业态,解决了两万余人的就业,此中甘苦只有王洪德知晓。其时,正值世界金融危机风暴肆虐,许多工厂倒闭,减人裁员成风,王洪德心系民生,如释重负,“小商品批发城是在发展惠民经济,也可以说是大众经济,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同时,能够缓解国家经济压力。”他有一个5年计划,立足惠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多个“陆洲模式”的小商品批发城,最终解决10万人就业,年产值达到三四百亿元,并实现公司上市的目标。说着,王洪德拿出药片,困扰了他20年的糖尿病还在发作,王洪德不向命运低头,不向困难屈服,5年目标,他坚信不疑。

  在陆洲高科技企业集团公司关于惠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城的宣传册扉页跃然纸上的是王洪德的笔迹:“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热爱同仁、关心下级、磊落做人、诚信经商。我们不禁想到当今中国商品批发市场包括在中关村电子市场中,诚信是多么宝贵、稀缺的资源啊!王洪德开创的不仅是一种模式,也传承着一种精神“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受尊敬的中国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不能让中关村企业家这块金字招牌丢脸。”

  彭树堂语:我与王洪德交往最早,长达40年,两人相知相信相谊,弥久愈深。2015年12月6日,我72岁生日时他发来短信:“惜70后美好的年华刚刚开始,我俩兄弟四十年的感情,如烈火真金!回想起在中关村改革大潮的岁月里共同度过了朝夕携手,患难与共的激情燃烧时光,今天中关村的辉煌有你也有我的艰辛付出,你为中关村的高科技发展做出了努力而默默无闻,有良智的应为你祝福!”
  我与王洪德深谊交往,绝非在其事业如日中天、鲜花铺路上,多在其失意落难时。在与王洪德长达40年的交往中,无论是在京海和他春风得意时,还是遭遇逆境中,王洪德始终没有薄鄙我这个书生。我几乎参与、见证了京海发展的全过程,王洪德将相关京海发展的研究资料都交给了我,成为我学习、研究京海的蓝本与资源。其中最有象征和标志意义的是王洪德回忆录《励练人生》。这本约46万字的回忆录,我自始至终参与,按着王洪德的说法,它是我们俩人友好的结晶。

作者简介

  彭树堂,中关村民营科技 30 年发展的见证者、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1943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毕业。1970年至1984年:在部队从事军事研究工作,转业后从事科技政策、管理与研究工作。曾参加中央联合调查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和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筹备与创建,担任协会秘书长15年。曾任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为名誉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创业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1998年创办北京创新科技研究所任所长,兼任深圳市南方民营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等。

  曾参与策划编写出版系列《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报告》,代表作有《民营科技发展研究》、《民营与科技产业》、《民营旅尘》、《创业辉煌--北京民营科技30年》、《中关村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一代科技创业者风云录》、《痕留岁月~彭树堂回忆录》等。研究成果先后九次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文章引用:

1、《痕留岁月回忆录》作者:彭树堂

2、《中关村激情燃烧的岁月》

3、(本文刊于《科学时报》2010-12_18A2版)作者:周熙檀 萧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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